一部反映赴日留学生活的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一度感动了亿万中国观众。这是在日本的400多名中国留学生同心协力用生命和心灵创作的。他们自己策划、集资、拍摄、制作，历时4年，跟踪拍摄66人、采访数百人、拍摄一千多盘磁带。该片的总策划、制片、导演和解说张丽玲用4年的时间将自己的梦想变成了现实。光明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追梦女人——张丽玲与〈我们的留学生活〉》（刘放、刘莉生、王宛平著）一书详细讲述了她们拍片的艰难和快乐。下文是该书的节选。
1996年3月13日，一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摄制组组成了，中国人有张丽玲、张焕琦、张丽烨，还有一些不固定的成员，日本人有导演池田和几个年轻的实习生。这是张丽玲等待了许久许久的日子，也是张丽玲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的日子。磁带放进了摄像机里，焦距调准了，摄像机转动了，张丽玲的梦在镜头下延伸开来，无数在日本的中国人挤进了镜头里，张丽玲把活生生的现实搬进了另一个形象世界里，等待国内的中国同胞欣赏，等待全世界的人观看。
当然，这一天取决于横山隆晴。
他后来对记者说起这一段心路历程：“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，做出这种许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当时实在太忙！处于制作节目第一线的位置的人，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。我在企划制作部担任全权责的制片人，不间断地制作节目。我决定派出一个我认为可以信赖的导演带他们，并配备一支由刚刚毕业的实习生组成的拍摄队伍。”同时另派一个摄制组来拍摄张丽玲的拍摄过程，其中有摄像师、录音师和其他技术人员。
从此以后近9个月的时间，横山隆晴再没出现。他本人一年有近300部片子挂名，他分身乏术，张丽玲这边就全交给了那个叫池田的导演。
摄像机终于有了，摄制组终于有了，剩下的就是去拍摄了。张丽玲恨不能每天工作24小时，可是她是大仓的员工，每周7天的时间有5天属于大仓，只有两天属于摄制组，没有时间保证，拍摄的进度就快不起来，即使把那5个黑夜全部用上，也拍不完那些在为生活和命运抗争的中国留学生。张丽玲只能缩短她的休息时间，把能够利用起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拍摄上。
日本的摄制组是按工作日来计算时间的，不管一天干多少活，只要出勤，就算一个工作日。张丽玲知道一个工作日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她一边自己没命地干，同时也要求摄制组把时间利用到最大限度，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。
有一次他们去东京的一个海鲜集散市场——筑地拍摄，张丽玲让日本人见识了什么叫拿生命作赌注。在日本的电视界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只要是夏天去拍筑地，那就是一天只能在这里干活，而不能再到别处去，因为筑地的环境非常差，味道难闻，垃圾遍地，再加上天气奇热无比，一走进来就会让人恶心，别说再扛着个几十斤重的摄像机了。他们凌晨4点就来到筑地，摆开摄像机就拍。正值夏天最热的那一段时间，市场里的温度很快上来了，张丽玲与拍摄人员的衣服不一会儿工夫全部被汗水湿透，需要不断地喝水以补充体内的水分。
一连拍了近8个小时，终于拍完了，那几个年轻的日本人脱下衣服，拧着汗水往下滴，嘴里说着：“总算拍完了，简直快要脱水了，赶紧回家洗个澡，把身上的臭味洗掉。”
张丽玲却说：“对不起，现在咱们还不能回家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另外两个人，需要现在马上去拍摄。
摄像师顿时火了，叫道：“你有没有一点常识，谁敢拍完了筑地还去拍别的？你是不是疯了？”
其实张丽玲心里也非常愧疚，看见他们热成那个样子，累成那个样子，实在不忍心提出再去别处拍摄，可是她也不知道拍筑地会那么累，事先联系好的拍摄也不能不去。她只好要求摄制组配合：“我知道你们累，你们热，我也与你们一样，但已联系好了不能失信，你们只好辛苦一点，拜托了！”
“我们不干，要去你去。”
“好，那你们把摄像机给我，我去！”
张丽玲的态度非常坚决，日本人无话以对，他们绝没想到一个小女子态度会这么坚决，让人无法拒绝，他们只好跟着张丽玲走。
下午拍完，又拍了一个晚上，直到把接下来的两个人物拍完时，已是凌晨两点。现在播出的十集片子里，只用了那天拍摄的两个镜头。
那天的平均温度是41度，他们共喝了68瓶矿泉水。张丽玲说：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。”
纵使这么辛苦，拍摄质量并不高。这是最让张丽玲着急的。横山隆晴已经有言在先，给张丽玲派的人水平并不高，其中还有实习生，摄像师在日本也是不入流的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张丽玲只能接受。张丽玲想以她的热情换来高质量的拍摄，可是事实不是这样。虽然摄制组里的日本人也很努力，可是远达不到张丽玲预期的效果。张焕琦在国内做过导演，对摄像也略知一二，看到那几个日本人拍摄跟不上，恨不能自己抢过摄像机来拍。
日本导演池田对拍摄的事情不很上心，却一直在打听张丽玲经费的问题，经常在拍片间歇抓住张丽玲，问道：
“你到底有多少钱？”
说老实话，经费一直是困扰张丽玲和整个摄制组的问题，虽然横山隆晴慷慨地提供了摄像机、技术人员，但张丽玲总要承担其他一些基本的费用，车辆、吃饭、磁带等等，都是要花钱的。张焕琦曾经回国内找钱，可是没有找到。张丽玲就决定自己集资。张焕琦说这样风险太大，不但要冒失业的危险，还要把自己的积蓄都搭进去，而片子能不能播出都还是未知数，下这样大的赌注，搞不好会耗进去后半生所有的财富。张丽玲说那就耗进去。能下这样大的决心，的确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张丽玲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又在亲朋好友中借了一些，先凑了约有一千万日元，先让机器转起来，然后打算一边拍一边找钱。
当时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还在日本，开拍以后，他们要回国，张丽玲就说：“那正好，你们走吧，把存折留下。”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只好乖乖地把存折留下了。
张丽玲的钱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凑起来的。机器一转动，钱就如流水一样地花掉，很快，一千万日元就光了。
面对池田对制作费用的担心，张丽玲不想撒谎说没钱，可是钱在哪里她心里又没底。刚开拍的时候，池田问张丽玲，张丽玲曾大方地说：“我有一千万。”
池田马上说：“一千万不够。”
张丽玲又壮着胆子说：“我还能找到三千万。”
池田又说：“三千万还不够。”
张丽玲心里有点慌，只能搪塞说：“你放心吧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肯定能再找到钱。”
池田步步相逼：“你告诉我你到哪里去找。”
张丽玲却无言以对。
当时如果张丽玲再找富士电视台投钱不是不可以，不过那样富士电视台就会干预很多，收视率，拍摄方法等都要干预，张丽玲咬着牙挺着，自己想办法。
等摄制组实在没钱的时候，张丽玲回过一次国，找到在国内做了老板的好朋友，向他诉说了拍片的情况，并说：“我肯定会还你，但你要做好我还不起的准备，在我还不起你你还要借我的前题下，你才能借我，但我这一辈子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去还你。”
朋友马上拍给张丽玲十万美元，对张丽玲说：“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我借给你钱虽然是看你的情面，但更重要的是凭我作为一个商人的直觉判断，我觉得你所做的事情很有希望，才会把钱借给你的。我知道你的性格，过去你是从来不借钱的，现在你借，说明你对未来抱有信心。你尽管用，不要内疚，只要把片子拍好，什么都会有的，钱更不用愁。”
拍摄在继续，张丽玲与张焕琦的担心也与日俱增，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池田率领下的摄制组不能达到他们的拍摄要求，张丽玲多次找横山隆晴，想把情况如实地反映给他，可是到哪里去找他的踪影呢？一年要负责300部片子的拍摄，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再来过问一个与他本职关系不大的片子呢？张丽玲忧心如焚，却不知道怎么办。
对于这一段拍摄的情况，张焕琦与张丽玲一样刻骨铭心：
“对日本人的摄制组来说，这个工作是太辛苦了，心里不太乐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摄影助理经验不足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，生活磨炼也不够。我一看这架势不太像拍纪录片的。一到现场，架起三角架，有的时候没拍上，还要人家重来一次。
“这些日子是难忘的日日夜夜。磁带一天要拍十盘左右，每盘五六千。我们看一盘还剩五分钟，也舍不得剩着，还让摄影师拍掉。拍摄时，早上起来，7点钟集合，算一下人数，到便当店按照人数，买快餐盒饭和饮料，三张一千日元的票子就没了。我们想，别人赚钱盖房子，我们干自己想干的事。这样拍纪录片听都没听说过。一块相处的朋友，都站了出来，一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说，原来都开始了，要不要帮忙？星期六星期天找人见面，喝杯咖啡，三个人一千五，三次见面五六千日元，那是小事，朋友说我怎么帮你，一个朋友刚刚学完车，答应帮忙开车，这下我们不用拿着三角架挤地铁，至少可以免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了。就这样，从冬天到夏天，从夏天到冬天，一天也没休息过。不是不想休息，而是不行，星期六星期天全都泡上了。”
9个月过去了，张丽玲、张焕琦、张丽烨以及每一个被拍摄过的中国留学生都付出了许多心血和热情，当然池田领导下的摄制组也付出了心血和热情，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心血和热情能换来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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